汪小亚、任秋潇:银行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原标题:《中国金融》|汪小亚  任秋潇:银行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作者:汪小亚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

任秋潇(中国银行授信管理部绿色金融团队负责人 )

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环境信息披露已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方面,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促进商业银行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和丰富产品与服务体系、妥善处置环境与社会风险、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能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提高市场透明度,防范“漂绿”风险,对商业银行的自身运营及投融资活动形成有效制约,对其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象和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符合商业银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可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有力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体现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多个环节,包括治理架构、战略政策、业务发展、风险管理、绿色运营等方面。商业银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为建立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提供保障。例如,描述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职责,介绍商业银行识别、评估、管理和控制环境风险方面的流程等,可以从定性维度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素材;而公布绿色金融增长的目标和指标,测算商业银行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可以从量化维度充实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

中外商业银行的协同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支持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是全球命题,中外商业银行都越来越重视绿色金融工作,持续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注重绿色表现、打造绿色品牌形象已从商业银行发展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市场客观条件等的差异,中外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维度与方式各有特色。本文以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为例,从不同方面分析其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实践。

治理方面。中国银行坚持董事会、管理层、专业团队的三层治理架构,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工作落地,为强化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保障。由董事会定期审议绿色金融相关议题,如绿色金融发展情况、中国银行“十四五”绿色金融规划等。建立由董事长担任组长的绿色金融及行业规划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国家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审议集团重要绿色金融战略和政策。管理层下设跨部门绿色金融委员会,委员会常设委员来自21个部门,负责协调推进落实具体事项。组建专业的绿色金融团队,并在各部门、各分行配备专兼职的团队或人员,具体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碳市场服务、绿色运营等相关事务。在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中,设置绿色金融相关指标,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相挂钩,并将相关绩效指标分解到相关条线和境内外分行,涉及业务量化增长目标、绿色金融政策制度、工作机制、人员配置、研究成果等。2021年,中国银行成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支持机构,并于2022年发布《中国银行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环境、社会、治理)》,首次按照TCFD和负责任银行原则(PRB)框架完成年度信息披露。

战略方面。汇丰银行重视绿色金融发展,积极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致力于实现自身绿色发展和支持客户低碳转型。2017年,汇丰银行成为TCFD支持机构。在2020年的首份独立TCFD报告中,汇丰银行披露了其净零银行战略,即2030年前实现运营碳中和、2050年前实现金融资产碳中和,并宣布了新的可持续融资目标,即2030年前投入7500亿~1万亿美元支持客户低碳转型。在含TCFD索引的2021年度报告(含年报、ESG报告)中,汇丰银行进一步在净零银行战略中加入了2030年前实现供应链碳中和的内容,并设定以2019年为基线,计划到2030年前实现能耗降低50%的运营战略目标。同时,汇丰银行开始对油气和电力两个高碳行业的上游融资客户进行分析与试算,不断细化并追踪战略的执行情况,还通过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来检验战略的韧性。2020年,汇丰银行启动了内部气候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试点项目,参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中有序转型、无序转型和温室世界三大情景,对六大高碳行业对公客户未来30年的静态资产负债表进行压力测试,评估转型风险的影响,并对中国香港和英国的零售抵押贷款进行了洪水等因子在三大情景下的压力测试,评估物理风险的影响。

风险管理方面。花旗银行作为赤道原则的联合创始机构之一,在推进环境信息披露与强化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为同业提供了良好借鉴。花旗银行建立了自己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ESRM)政策。在公布的2021年ESRM政策框架中,花旗银行部分采用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八个绩效标准对项目的环境风险状况进行分类,并要求独立的专家对高风险的A类项目及部分中风险的B类项目进行评估,如果客户的现状与ESRM政策要求有差距,则需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并视情况将其嵌入合同条款,以督促客户改善其环境风险情况。花旗银行还披露了禁止进入的领域,如非法伐木、捕鱼、抓捕野生动物等,提出不再对新建的煤炭及煤电项目融资。同时,花旗银行对环境相关行业制定了行业标准,包括煤矿开采、燃煤发电、林业、石油和天然气、核电、棕榈油等,并在环境风险管理上采用对客户及项目从营销、尽职审查、签约、放款到持续监测的全流程管理。2018年,花旗银行发布第一份TCFD报告,并于2021年和2022年分别更新了TCFD报告,不断细化并更加量化地描述环境(气候)风险管理的情况。花旗银行认为,气候风险不是一种单一独立风险(stand-alone risk),而是作为一种横贯式风险(transversal risk)影响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在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方面有相应传导路径,并有不同的时间影响效力。

促进协同发展的建议

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信息披露的框架逐步趋同,绿色金融与环境信息披露的金融监管要求逐渐明晰,各大评级机构越来越重视环境因素在评级中的应用,这些都为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和环境信息披露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绿色金融发展与环境信息披露建设所需的基础数据缺乏、标准不一、科技支撑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与环境信息披露进一步协同发展。


进一步加强政策指导与支持。在现有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出台更为细致、量化的政策,明确商业银行从达峰到净零排放的路径,指导其在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与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能提出回应国际主流关切、符合我国国情的净零承诺目标。

建立国家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既需要核算自身运营的碳排放情况,也需要计量投资组合的碳排放情况,这涉及对银行及其客户开展碳核算的问题。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缺乏相关的专业能力和有效手段,难以获取和验证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建议国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等基础设施,扩充、整合、校对已有的数据资源,搭建共享的标准化平台。

构建国际趋同的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标准的不一致会降低国内外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也会产生“漂绿”风险。虽然各主要市场对“绿色”的定义已有一定共识,但细分绿色行业、活动、项目和资产的界定标准、认证要求等仍存在差异。建议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聚焦共识,对标国际标准,推动绿色信贷等标准的完善和统一,为有效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支持。


对标主流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环境信息披露框架纷繁复杂,商业银行可采用TCFD、PRB等主流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这样有助于降低机构的披露负担。同时,通过对标国际主流披露框架,商业银行可以发现自身绿色金融发展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在经营管理中补短板,持续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不断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只有将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内化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各个环节,环境信息披露才能“水到渠成”。

丰富绿色金融成果的披露形式。根据对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梳理,截至2021年底,所有银行均已对外披露了独立于年报的企业社会责任/ESG报告。在30家支持TCFD的商业银行中,有超过60%的商业银行发布过独立的TCFD/绿色金融报告,约有30%的商业银行曾将绿色金融的实践合并于其他报告披露。以年报、ESG报告、TCFD/绿色金融报告为主的披露形式已逐渐成为国际银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我国商业银行可参考借鉴这种披露形式,并在各报告内容上有所侧重、突出特点,更好地服务不同的报告使用者群体。

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相关系统建设。商业银行可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将绿色因素嵌入现有信息系统中或搭建自身的绿色金融系统,并依托该系统开展绿色项目自动识别与分析、ESG风险分类与管理、环境效益测算、绿色信贷定制化报送等,一方面为绿色金融业务赋能,另一方面提高数据质量、严防“漂绿”风险。大中型商业银行应逐步建立碳足迹系统和压力测试系统,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能力,为有效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奠定基础。

(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2022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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